蒋百里，字百里，名方震，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因在军事理论上的造诣而被称为“兵学泰斗”。蒋百里的军事论著《国防论》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书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战略，并为之后的历史所验证。
蒋百里1882年生于浙江海宁一大族之家，受中日甲午之战的刺激，少年时期便立志习武报国。1901年19岁的蒋百里赴日本留学，1906年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按惯例，天皇要赐刀给第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蒋百里便得到了这个最高褒奖。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插曲：那一期的毕业生有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第一名是蒋方震，第二名也是中国人——蔡锷，原本第三名还是中国人——张孝准，毕业发布官怕无法向天皇交代，临时从后面抽了两个日本人，张孝准“屈居”第五。在国家如此贫弱不堪之时，却又有如此优秀的儿女，也算得上是近代中国的一番壮景。蒋方震学成毕业短期回国后，又赴德国学习军事，1910年回国，被禁卫军首领良弼聘为管带，1912年底被袁世凯聘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随后出入于政界、军界，还数次出国考察，这些经历对于蒋百里军事思想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百里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致力于国防理论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在杭州中央航空学校、庐山军官训练团作讲演。1937年夏，他将有关文章、讲演稿以及早年著作中的部分内容重新整理编排成书，以《国防论》名篇，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印行，后由上海大公报社出版，轰动一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书的扉页上，蒋百里写道：“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励民志、振民心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全书共分为7篇：第1篇《国防经济学》，强调要根据中国经济实力较弱的实际，建立一种既可以吃饭，又可以打仗的国防制度的重要性；第2篇《最近世界之国防趋势》，介绍了杜黑的制空权思想和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第3篇《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强调国防建设要遵循“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的原则；第4篇《二十年前之国防论》，介绍了政略与军略，国力、武力和兵力的关系，义务征兵制的内容等；第5篇《十五年前之国防论》，说明了裁兵、军民防御的意义，对义务民兵制做了详细说明；第6篇《中国国防论之始祖》借解说《孙子·计》篇，知古鉴今阐明现代国防思想；第7篇《现代文化之由来与新人生观之成立》，着重于论述文化、社会及人生观之间的联系。
《国防论》在抗日战争前夕出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书中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的必然发生及其性质和前途都作了极有见地的论述。关于应对日本侵华的策略，蒋百里有两个主要观点：一个是持久战，另一个是动员全民族抗战。他认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在战略上力求速战速决，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他的这个观点大大有利于提振抗日信心，有力地批驳了中国要亡国灭种的悲观论调。蒋百里还深刻意识到发动民众起来反抗侵略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现代战争倘不基于国民的自发性，决不能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
令人称奇的是，早在1923年蒋百里就断定中日将来决战之地为平汉线以西的襄阳、洛阳、衡阳，并建议中国在此重点设防阻击。历史的进程正是武汉沦陷以后，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蒋的预测得到验证。
蒋百里的造诣并不限于军事领域。他是近代著名杂志《浙江潮》的创办人之一，该杂志的发刊词即出自蒋百里之手。他还在《浙江潮》上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不遗余力地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颇受读者注意。他还撰有《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梁启超的名篇《清代学术概论》原本就是为此书作的序。黄炎培先生在给蒋百里的挽联中写道：“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
可惜可叹的是蒋百里尽管是一位天才式的军事家，但他一生常常处于尊而无实权的尴尬境地，许多国防建设理论都未能付诸实施。
【导读】谈起西安事变，我们会条件反射的想起张学良，杨虎城，之后最多是周恩来等人:因为他们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很明显，没有他们，西安事变也许不会发生或得到很好地解决；但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人物蒋百里却鲜为人提起，特别是许多资料及论述西安事变的书上很少提起蒋百里。这篇文章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对西安事变里起到关键作用的蒋百里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正印证了一句话:一件大事的背后往往有一些小人物做着一些秘密之事决定着事情的结局。当然，蒋百里并非小人物，只是他在西安事变里的所作所为鲜为人知。